对此观点，亦有商榷余地。（1）抢劫中所谓的公然性，与盗窃的秘密性等特征相对应，主要是针对被害人来说，而非旁观人，在厕所内抢劫时“其他乘客均不知晓”不影响抢劫罪的成立，相信作者不至于连李某的基本罪（抢劫罪）都否认吧？！（2））认定在交通工具上抢劫，并不以“严重影响正常的司乘秩序，影响司机的正常驾驶”为条件和成立前提，尽管其“一般也只能针对一个人实施一次抢劫，不会引起更大的扩散”，但并不影响该罪加重结果的成立。我们必须承认，各种犯罪的形态是不一致的，但绝不能用一种观念（模式）来衡量多变的社会生活，如强奸犯罪中有些被害人反映强烈有些人则相对缓和，这都不能作为认定罪与非罪的标准。

　　二、作者认为“从罪行相适应适用原则来看，对李某的抢劫行为在10年以上量刑不能做到行为和刑罚相一致”，正如谢圣华编辑在编后中指出，“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的”起刑点一概在10年有期徒刑以上是否适当，那是个立法问题。这种情形，还有绑架罪的10年起刑点（刑法二百三十九条）以及里面的绝对法定刑（该条后部规定，致使被绑架人死亡或者杀害被绑架人的，处死刑，并处没收财产），单不说起刑点的问题，就“致使被绑架人死亡”和“杀害被绑架人”这两种完全不相同犯意来说适用相同的刑罚公平吗？但是不是就此而不作认定，那不是放纵犯罪吗？

　　综上所述，本人认为冉作者出于对犯罪地点的研究而割裂了个体与整体，事物的部分与本质的关系，犯了“白马非马”的逻辑错误，最终得出了既不符合法理也不符合情理的结论，错误也就自然难免了。

　　愿意与冉作者继续商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