近日，最高人民检察院职务犯罪预防厅预防处对记者表示，部分工程项目三分之一工程款被用于行贿。由于作案手段日趋隐秘、举报概率过低导致受贿多查处少，加之对行贿打击力度不够，使得腐败分子“安全系数”高。（12月10日法制日报）

　　部分工程项目高达三分之一的工程款被用于行贿！这个数字让人触目惊心，但老百姓却并不觉得太过新鲜——工程建设领域一直是职务犯罪的“重灾区”，这早已是公开的秘密。虽然挖出了不少“蛀虫”，但“豆腐渣工程”未见其少，反而愈加泛滥，最高检缘何“后知后觉”，又该如何发力？

　　民间流传这样一个段子，很好的讽刺出工程建设领域的现状：天堂门坏了，上帝要招标重修，印度人、德国人和中国人分别参与竞标。印度人说：“三千元弄好，理由是材料费一千，人工一千，自己赚一千。”德国人说：“要六千元，材料费两千，人工两千，自己赚两千。”最后中国人淡定地说：“这个要九千元，三千给你，三千我的，剩下三千给那个印度人干。”上帝拍案叫绝。

　　最高检将工程建设领域的职务犯罪归结于“作案手段日趋隐秘、举报概率过低”、“对行贿打击力度不够”，这显然只是“次要矛盾”。国家相关法律已经做到了“有法可依、有法必依”，机构设置有反贪局、预防腐败局，也是够健全的了，职务犯罪却为何呈现愈演愈烈之势？一言以蔽之，不能“执法必严”、“违法必究”，使得腐败分子“安全系数”高，最高检当从这两方面发力。

　　老子《道德经》中的经典“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”，阐述了世界万物的变化之理。我们不妨“曲解”一下，用于行贿的三分之一工程款就是那个“一”，承包商的利润和成本是那个“二”，“三”自然就是豆腐渣工程了。光是今年一年，多个大桥建成即大修、厨子承包修铁路等“事故”屡见不鲜，不仅浪费了大量国家财产，更给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带来了巨大隐患。那么如何根治这个源头“一”，老子也说了“道生一”，但是“道可道，非常道”，这个“道”，需要最高检来“给力”。

　　职务犯罪呈现“抱团”之势，给办案带来了难度，难度不在于案情，在于自身的“紧箍咒”。比如，某市的公检法部门一把手最多是常委，属于某个副市长的分管范围，今年被执行死刑的原杭州、扬州副市长即是明证，一旦有了高职务人员的庇护，本地检察机关便被“画地为牢”，动弹不得，只能寄望于上级部门，而上级检察机关往往“鞭长莫及”。如此一来，“执法必严”必定难以为继，要解决此矛盾，唯有行政与司法独立，来避免“下级查上级”的怪像。同时，保护好举报人，畅通上访渠道，让民意直达，让监督可行。

　　再者，无论是行贿者、还是受贿的职务犯罪者，现今的量刑未免过低，法律的威慑力便打了折扣。比如铁道部的铁路建设工程包给了“厨子工程队”，竟然是“内部”处罚，只是取消该工程队几年的承包资质，有关人员的严重渎职却轻描淡写一般过去，让人匪夷所思。更多像铁道部这样的“独立部门”需要独立的司法介入，真正做到“违法必究”。

　　职务犯罪已成为危害现代化建设的一个毒瘤，任何时候“亡羊补牢”都为时未晚，最高检提高了认识固然让人欣喜，但更需要制度上的完善，保障监察部门可以发力，让工程建设回归阳光之下，职务犯罪无处遁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