证据是诉讼的核心，是事实的再现的载体;诉讼是证据的搏击，使证据的价值得以界定。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，刑事诉讼证据制度的滞后弊端日趋明显，以合法性、维护人权为视角，建立与时代合拍的证据制度迫在眉睫。在此，美国在证据规则方面的“毒树之果”原则值得借鉴。(“毒树之果”原则在国内的很多著作中均有介绍，不在论述。)但切不可全盘照搬，或简单的加以否定。我们应当顺应民主的潮流，在对法律文化传统和民族心理差别分析的基础上，吸收美国“毒树之果”原则的精华，“在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中找到平衡的支点”。

　　三、废除“可以派员”的规定

　　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，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，侦查机关“可以派员”参加。在现实中“可以派员”变成“经常派员”，在被监督的情况下，犯罪嫌疑人如实向辩护人陈述案情存有顾虑，无法按照真实的意愿向律师供述有关事实，也无法就辩护事由与律师协商，对律师工作开展影响是不言而喻的。

　　四、修改刑法关于伪证罪的主体规定，赋予律师庭审言词的“豁免权”

　　刑法关于伪证罪的规定，成为律师头上一把“达摩克里斯剑”，陷入两难，律师如临深渊，顾虑重重，不敢大胆行使辩护权，不能达到预期的庭审目的，被告人的利益也得不到应有的维护。在实践中，律师被追诉(律师的犯罪要由控方追究，难免折射出控方职业报复的倾向，同时，对侦控的违法取证却没有相应的惩处规定，公正难以实现)，更多律师选择了中庸之道，在正义和安全利益之间小心翼翼，绝不“越雷池一步”。伪证罪不仅使律师的辩护效果大打折扣，更严重地挫伤了律师参与刑事诉讼的积极性。

　　立法公正是公正的基础，要实现刑事诉讼法程序的真正公正，就不能忽视从立法、制度政策上关怀辩护律师，刑事诉讼法“作为保证刑法实施的程序性法律，应从过去强调社会保护机能向人权保障机制倾斜，其基本价值应当在于对被告人利益的保障体现司法公平与公正，以一种看得见的争议来实现司法目标，从而保护社会正常秩序的建立”。